忠程配资清朝经世思潮盛行，作为正统官僚的士大夫如何反应？_思想_政治_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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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之学”这一概念，韩明士和希罗考尔精确地翻译为“ordering the world”，其内涵远不止是单纯的实学。中国古代史的西方学者与东亚学者，长期对这一思想保持浓厚兴趣。探讨“经世”思想的原因之一，是它为理解19世纪清代精英如何应对西方扩张带来的复杂挑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然而，即便是那些深入研究此问题的学者，也发现“经世”是一个难以界定的复杂概念。它不仅代表了新儒家共同认同的部分核心信条，还体现了一个具有争议的公共行动风格，以及一个独特的政治方案。更为复杂的是，尽管“经世”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观体系，它也不断地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问题、思想困惑与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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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对于中华帝国后期思想的分析尤为精辟，他将“经世”定义得更为宽泛，认为它与《大学》中所阐述的“平天下”的理念相契合，强调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积极参与。这其中还包括宇宙学和个人伦理学的传统假设，成为儒家士人的生活方式之一。相对而言，艾尔曼等学者提出，若从分析角度来看，更具实用性和深度的定义应当特别关注水利、天文、绘图等技术领域的能力培养。

一些自觉推崇“经世”思想的学者，注意到许多文人的冷漠甚至反对，因此他们也捍卫了这些技术能力的价值。有学者提出，与此相关的“政治议程”提供了全新的诠释。比如濮德培就认为，清朝的“经世”特征在于通过政府机构的创新手段，全面改善地方社会与民生困境。另一方面，傅佛果采纳了20世纪初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观点，强调地方自治与官僚干预的剖析，认为“经世”的本质正是在于地方的高度自治。

张灏的研究则为“经世之学”提供了更深入的见解，他认为清代“经世”思想有两个显著特征。首先，它大胆明确地将“实用性”作为评价政治行为的标准，承认所有新儒家文化体系中的成员都认同本体论和经典的行为规范，但“经世”的支持者通常选择根据时机与实际需求来区分实用与规范的关系。其次，张灏指出，帝制后期的“经世”思想逐渐发展成一种对财富与权利的追求，并提倡经济与军事知识的深入研究。

然而，张灏也谨慎地强调，这一解释仅适用于某种特定形式的“经世学”，即“实用的经世”或“官僚型经世”。他同时提到，“经世”并非与“内圣之学”对立，而是一种兼容的态度，后者通常较少关注政治和经济的实际应用，专注于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

刘广京则基本认可张灏的观点，并进一步补充说，直到19世纪初，“经世之学”才逐渐被视为一种“实用主义学说”。这一新解读为清代后期的学术潮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尤其影响了我们对早期“经世”思潮的理解。

19世纪2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从传统经学转向现实政治和体制改革等技术领域的知识研究。这些学者包括包世臣、龚自珍、贺长龄、魏源、陶澍与林则徐等人。他们转变的动因，正是由于当时的政治腐败，尤其是和珅腐败丑闻、白莲教起义、鸦片问题等社会危机，以及经济的逐步衰退，这些都使他们逐渐关注实用性的政治改革。

“经世”思想在这些学者中逐渐形成了自觉的运动。以魏源编辑、贺长龄倡导的《皇朝经世文编》为代表，这本书标志着一个学术新高峰，内容涵盖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刘广京指出，与明代陈子龙类似的著作不同，《皇朝经世文编》并未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按主题分类，体现了当时学者们的实用主义倾向，更多关注如何通过具体政策推动社会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皇朝经世文编》不仅关注技术和制度的逐步改革，还重视礼教伦理及个人修养的平衡。为了保持这种平衡，文集中收录了大量关于道德自我修养的作品，甚至涵盖了部分文学研究。令人意外的是，这本书并未涉及形而上学或训诂考证的问题，正如魏斐德所说，这种风格更具历史主义色彩，反映了“合乎时代”的需求。

“经世”一词其实并非19世纪才出现。早在先秦时代，《庄子》便已使用过这个词，但其含义更接近“经历不同时代”。直到《后汉书》才出现了较为接近当今“经世”含义的使用。宋代，新儒学学者为了反对佛教的“出世”思想，广泛采用了“经世”一词，之后这一思想逐渐在晚清的知识界传播开来。无论是王安石的改革，还是陈亮、叶适的实用主义哲学，皆体现了“经世”思想的实际应用。

进入19世纪，随着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加剧，清代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经世”思潮，力图通过制度改革拯救国家。从陈子龙到顾炎武，尤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经世”学派逐渐复兴，成为士人们应对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的理论武器。

在这一过程中，顾炎武的“经世”思想尤其引人注目，他倡导地方自治，批评中央集权。在《郡县论》一文中，他提出将地方行政官员改为世袭制，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在18世纪初期逐渐消失，但随着魏源、冯桂芬等人的兴起，这一传统再次焕发光彩。

顾炎武与陈宏谋的政治思想有着显著差异。顾炎武更倾向于推崇地方自治，而陈宏谋则更注重中央集权的强化。然而，尽管两者在方法和理念上有所不同忠程配资，他们都试图在国家控制和私人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即公共责任、积极行动和舆论的结合。

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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